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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大学校长角色研究

作者:ag棋牌捕鱼 发布时间:2020-07-13 03:23 浏览次数:

  内容简介: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皆处于大变动、大变革时期,政治上列强入侵与军阀割据并存;经济上呈现一定的发展态势,但是在战争危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等的摧毁下,只能如昙花一现;文化上呈现一派新旧文化冲突、碰撞、交错与融合的复杂景象。如此情况下,民国大学取得了至今令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大学 100多年的成长、发展进程中,这一批成就斐然的世界级水平大学,使得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历史自信并充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灵魂,作为大学实际的掌控者,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民国时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罗家伦、竺可桢、胡适、王兴拱、熊庆来等,他们或在教育上传道授业,或在理论上提纲挈领,或在学术上妙笔生花,或在管理上以人为本,或在政治上经世致用,形成了多元化的角色类型。本研究将民国大学校长放置于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具体语境中,以学术与政治角色为视角,充分汲取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生活史研究、比较研究、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其角色扮演进行整体观照和综合研究。

  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一方面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对大学的发展提出符合时代意义的要求。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特殊时代孕育下的主体,在当时环境的挤压之下承担着多元化的角色。而这些多元化角色不管是从个人发展层面,还是大学发展层面,再或者从推动社会发展层面来讲,都聚焦于学术与政治。从学术与政治进行展开,不仅仅是民国大学校长自身职责的承担,还是民国大学校长自觉的社会担当,更是时代赋予民国大学校长的历史使命。

  民国大学校长扮演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角色,虽然历史给予他们相同的时代背景,但由于个体因素的差异,他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选择。概而言之,大概有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大学校长虽经受教育与政治之悖论的困扰,但相对来说仍旧游刃有余于二者之间,如蔡元培。第二类大学校长不断在教育与政治之间徘徊,明显存在依违两可的矛盾心态,如胡适。第三类大学校长则抱有对政治与权力的无限眷恋之情,在政治权势网络中实现其自身价值,这样的选择对于有着一套自己独立思想信念与教育理念的人来说,只能面临着自我的“异化”与人格的“屈尊”,如罗家伦。第四类大学校长欲躲避于政治的浑水之外,但实际上很难在现实环境中、在自身心灵上保持对权力与政治的超然,只能是保持一种中庸立场,如竺可桢。“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际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蔡元培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又具有民主作风的人。他对政治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关怀,承载“心怀天下”之大任,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使得蔡元培从庙堂走向自身成为可能。只是,学术与政治之悖论的困扰,一直围绕在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身边,但是相对来说能够游刃有余于二者之间。

  胡适在其一生中曾多次声称不谈政治,并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纵观其一生能够发现,胡适多次“食言”,“不得不”管起政治领域里的“闲事”。这种现象在其担任大学校长,应以学术为职志的环境下都能反映出来——他在担任大学校长之时还一直不忘政治情怀。胡适自始至终便认为,做一个知识人是他的追求,他更看重以一位学术研究者立足于世。不能否认,接管大学校长一职与他这种信念不无关系,只是,政治永远是他“不感兴趣的兴趣”。

  罗家伦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先后执掌国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他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两所高校带入现代化、独立化的道路上,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的理念;另一方面,罗家伦继承一贯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理路,关心社会、国家,投身于现实关怀,作为社会中坚和精英,担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体现一个良性政治人的内在理路。当这两种角色能够很好地融合之时,罗家伦的校长之职便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统一;但是,毕竟罗家伦作为高度依附于政权的校长,其政治人角色体现出一种顺从、传播“统治阶级意识”的倾向,并将其强行灌输于教育理念之中,忽视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13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将地方性的浙江大学办成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面对政治的态度,竺可桢认为大学校长应躲避于政治的浑水之外,然而事实是,很难在心灵上保持对权力与政治的超然,在教育实践中摆脱政治的困扰,竺可桢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保持一种中庸立场。

  尽管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对学术与政治的追求存在个体差异,但是仍旧可以从上述四位大学校长的角色扮演中找出其存在之共性。本章从角色扮演之原因、角色扮演之方法以及角色扮演之结果几个方面分析作为立身之本的学术角色的卫护以及承载经世致用的政治角色的扮演,最后梳理民国大学校长学术与政治角色扮演之张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在学术与政治两种角色之间的游走、徘徊乃至困惑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更具有别具一格的特色。它打破学术是政治附庸的思想桎梏,更与传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失意才沉寂于学术领域的无奈选择不同。虽然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政治原则,但是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同样需要其他方面的相互配合,而在民国的特殊环境之下,学术似乎是最优选择之一。因此,在学术与政治两种角色之间,政治各方面的进步需要学术进行引导,同时,学术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融,有利于开拓学术的发展空间,增强学术的社会影响力。当然,必须明确的是,由于教育独立性的倡导与坚守,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政治并不能取代学术。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始终徘徊于作为立身之本的学术角色以及承载经世致用的政治角色之间。接下来需要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徘徊于两种角色之间。本章从大学校长自身因素、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大学校长与大学外部之间的关系、大学自身内外部关系等几个维度展开分析,由此而形成下文即将叙述的四个主要原因。具体来讲,首先,理想与现实的两重天。民国大学校长始终在理想的彼岸与现实的此岸之间游走,尽管如此,文化人格对“道”的固守与超越使他们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坚守学术,勿忘政治,真正成就自我,完善社会。其次,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博弈。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多维给予大学校长角色扮演的诸多可能性。综观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呈现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但是,需要意识到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是在一个相对充满尊重与独立的环境之下生存、发展。再次,一以贯之的“教育救国”追求。“教育救国”是民国大学校长承担学术、教育发展的时代内核,同时又是肩负社会赋予的政治使命的有力表达,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完美呈现,同时也是民国大学校长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原因。最后,权力与权利之争。大学内外围绕权力争夺,衍生出来复杂的关系网络,使民国大学校长或主动或被动地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游走的局面之中。同时,学术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不断走向权利的过程。以上几个原因有着交叉与重叠,毕竟,大学校长处于大学之中,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很难将这种包容下的关系完全区分开来。

  对民国大学校长双重角色扮演的梳理与分析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试图为当今大学校长的角色扮演提供一种借鉴与启发。本章以追求大学本真,维护大学理念为线索,通过评判过去与鉴定今天,以期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有所推动与助益。本章内容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知识分子的坚守与选择。民国大学校长面对特殊的政治、学术环境,个人无法做到独善其身,没有办法自己证明其人生意义,小我只有在大我之中才能真正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其次,学术与政治间的平衡。政治的核心价值会影响、引导学术发展,同时,学术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会反思并且创造着政治核心价值。学术与政治是在共同追求核心价值的过程之中实现和谐与统一。再次,多种角色之间的定位与平衡。要让大学校长成为卓越的的掌舵者,回归学术本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增添更多的知识人氛围,淡化其政治人色彩,将经济人的事业合时宜地穿插在大学校长实践过程之中。

  将民国大学校长进行全方位研究在学术界较为多见,而将民国大学校长上升到一种具有高度性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不凡人物,似乎并不多见。民国大学校长恰是由于其非凡、独特的学术与政治责任,才成为历史长河中最为卓越的一批大学校长。他们的历史性高度,后人无法企及,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后人当永远铭记。其一,“启蒙”立人与教育变革。不同的时代孕育不同的大学校长,毋庸置疑,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胡适、竺可桢等大学校长对于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启蒙作用,对于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不仅开辟民国时期各所大学的历史新纪元,而且成就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可谓居功至伟。我们无法要求当今大学校长能够做出同样的贡献,只是希望,“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精神状态能够一直发扬下去。其二,政治情节与背后意义。民国大学校长的政治改良性格已然侵入骨髓,尽管他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主张多限于舆论层面,但是这其中所具备的政治意义颇为显著。总之,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人对政治的介入,展开了身处教育高位的民国大学校长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参与政治的模式和对民主、自由等的发扬,这一事实本身似乎远胜于他们的实际“政绩”。其三,教育现代化的完成式与未完成式。不管是出于何种形式,民国大学校长都在寻求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构成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应该汲取的思想资源。但是,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未能完全实现如蔡元培、胡适等校长所设想、追求的种种教育理念。中国的教育体制的转型,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1.理论意义。历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以学术与政治为切入点系统探析民国大学校长的角色扮演,在目前高等教育史中是不多见的。正是因为有关民国大学校长角色的相关研究的缺失,才使得揭示事实的学术研究显得十分珍贵。对这段高等教育历史的回顾,能使教育史的研究更加丰腴。因此,试图打开历史隔膜,通过梳理还原民国大学校长在特殊社会背景之下的学术与政治的真实形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现实意义。考察民国大学校长的历史境遇和生存样态,能够为当今大学校长坚守身份选择标准,确保角色定位之清晰提供启发和助益,进而能够为当今大学校长身份认同、角色扮演、作用发挥等问题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尽管时代赋予不同时期的大学校长以不同的社会境遇,但是符合大学人文精神以及成为学术真理守望者的身份,是一个理解大学校长的合理角色的重要选择标准,这是有关民国大学校长研究所能够实现的重要现实意义。另外,深入地、理性地还原民国大学校长的真实境遇,努力为当今大学校长的成长、发展乃至高等教育困境的有效解决提供参考依据是学术“涉入”社会的重要尝试。从根本上说,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问题的产生可能是社会问题的某种隐性呈现,整个社会陷入困境的体现之一便是学术危机的出现。对民国大校长的真实样态的探究、反思、呈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民国时期社会真实样态的一个侧面揭露。从民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下把握大学校长所处的地位、角色以及作用,不单单是为了还原彼时的大学校长更加贴近事实的历史形象,也是希望透过以民国大学校长这一载体进行的“深描”,能够认识到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学引领者崇高的思想理念、高尚的价值取向以及惠泽后世的行为实践,能够深入理解历史上高等教育的真实状况,更是人们理解当前大学校长现实命运的重要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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